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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泸沽湖到木里,在川西南深处遗忘时光

发表时间:2016-11-21 09:13:17|来源:中国国家旅游

  提及川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人们最常联想到是大凉山的彝族火把节。殊不知,凉山州还有两处地域,为世间难得的珍宝。一处是盐源县境内的泸沽湖,世人多以为泸沽湖在云南,其实泸沽湖的大半部分属于四川凉山。另一处则是木里藏族自治县,作为香格里拉的一部分,因其几乎完全未被开发的原生态,我们更愿意称其为“最后的香格里拉”。在木里,尤其特别的是一个叫俄亚的纳西古村,尚完好保留着东巴文化。
  我们此行从泸沽湖到木里,进而深入俄亚,这一路秘境,让人忘记都市的繁华忙碌。旅行者在体会当地本色的同时,亦触碰到最原初的自我。
  走进泸沽湖,“女儿国”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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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地处川滇两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云南的开发和宣传时间要远早于四川。因而一直以来提及泸沽湖,大多数人似乎想当然地以为它属于云南。然而事实上,泸沽湖位于四川境内的湖岸线要比云南境内的长,且摩梭人的习俗保存较好的村落亦在四川。这一次我们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出发,来到四川凉山盐源县的泸沽湖,感受如传奇般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女儿国”本色。
  赶赴一场夕阳云彩的盛宴
  将到泸沽湖时已是黄昏,我们虽还未见到湖水真容,不远处一道道金光穿透云层,所投射之处已经向人暗示着泸沽湖的所在。而当泸沽湖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如一块剔透的蓝水晶,跌落于那一片金光中,这第一眼湖水的美顿时让人觉得仿佛遁入另一个时空。
  我们在湖边一处无人之地下车,风平浪静的湖面,一眼望不到头。湖对岸的西天,大团的云彩在翻腾,靠近夕阳的云朵金光璀璨几近燃烧,离夕阳较远的云朵则被淡淡的橘黄笼罩着,整个天空似是一场云彩的盛宴。隔几秒钟,云朵就变换了色泽和形状,一眼一个样。湖的斜对面如墨般的狮子山在夕阳中格外沉静。云彩和山峦落入湖面的倒影和湖上的世界已分不出彼此,此刻的泸沽湖仿佛一位风姿绰约、不施粉黛的美人,素面朝天就已倾国倾城。
  直到夕阳完全沉入对岸山后,黑夜笼罩湖面,我们方才沿着湖边的小路往住处走。一路上大多数时候都安静得出奇,仿佛世界屏住了寻常的呼吸在等待着什么,人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将周遭衬托得更为静谧。走着走着我们也渐渐融入到这种氛围里,仿佛世间不曾那么喧闹过,仿佛这湖边世界的安宁,才是生活亘古的常态。
  提起泸沽湖,人们都会想到摩梭人。摩梭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那些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的人的总称。泸沽湖位于四川盐源县和云南宁蒗县的交界处。生活在四川境内的泸沽湖人被归为纳西族,生活在四川境内的被归为蒙古族。对于泸沽湖的开发,云南的灵敏度要高于四川。早在1986年,云南就将泸沽湖确定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4年又将其确定为省级旅游区。而四川盐源这边的旅游开发则要迟钝得多。因而一直以来提及泸沽湖,大多数人似乎想当然地以为它属于云南。然而事实上,泸沽湖位于四川境内的湖岸线要比云南境内的长,且摩梭人的习俗保存较好的村落亦在四川。
  乘着猪槽船,从草海到王妃岛
  清晨的五支洛码头,我们乘着一条猪槽船进入草海。草海是泸沽湖中一片独特的水域,其中生长着一丛丛芦苇。再加上几十种水生植物、奇珍异草和各种水生动物使得草海成为了生物天堂。猪槽船在草海中缓慢穿行。船行其中,如穿行于芦苇的迷墙间。湖水清透,行行水草随着水波摇摆荡漾,不时能见几条鱼儿在水草中穿梭。
  撑船的有两人,一位身着摩梭传统服饰的大姐站在船头,另一位年轻男子站在船尾,两人一人摇着一只船橹,合力划船。猪槽船是泸沽湖当地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船头的大姐告诉我,过去猪槽船由一根粗壮的圆木镂空,两头削尖而成,因为看上去像猪槽而得名。我们现在乘坐的猪槽船已经是改造升级过的版本,虽形状跟过去相似,但为了满足运载更多游客的需要,已不再仅由一根木头构成,相比极其狭长的原始猪槽船要宽敞些。
  当船驶出草海,展现在眼前的又是一片平坦如镜的湖水。船行的下一站王妃岛,是泸沽湖末代王妃居住的过岛屿。被称为“女儿国”的泸沽湖,最早被推向大众视野是因为摩梭女人杨二车娜姆,但有关她个人的争议却也不少。来到泸沽湖,我们方才知晓泸沽湖还有一位真正值得去了解的传奇女性——末代王妃肖淑明。同行的冷哥在十多年前来泸沽湖时就曾拜访过这位王妃。只可惜王妃在2008年病逝,我们无缘见到,只能听冷哥讲述王妃的生平故事。
  生于1927年的肖淑明,被摩梭人称作泸沽湖的末代王妃。有意思的是,肖淑明并非摩梭人,而是汉族女子。她出生在四川的军人家庭,从小上学读书,且相貌秀美,在学校里既是才女又是校花。1943年,年仅16岁的肖淑明被泸沽湖摩梭人的首领喇宝臣看中,当时西康省的主席便采用了“和亲”政策,把肖淑明嫁到了泸沽湖。据说最初肖淑明并不愿意来到这贫穷蛮荒的异族之地,但最终还是敌不过父母之命,成为了摩梭人的王妃。我们很难想象当肖淑明跋山涉水从天府成都来到这边远之地,见到第一眼泸沽湖时是怎样的心情,那蓝得似乎来自仙界的湖水是否让她像我们初到泸沽湖时一般欣喜得不能自已,抑或是她的心情还依然被沮丧所填充纵使美景也无法令她释怀。
  初到泸沽湖的王妃还有百般不适,比如摩梭人的衣服就曾让她恼火不已。过去摩梭女人穿着的百褶长裙重达两公斤多,还要绑上5米长的粗腰带,穿惯了汉人轻便衣服的她自然很难适应。但随着时日增长,肖淑明还是渐渐习惯了泸沽湖的生活,她不仅适应了这儿奇特的习俗,学会了摩梭人的语言,还真正理解了摩梭人的文化。几十年后,当泸沽湖渐渐成为知名景点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人们都热衷于去拜访这位末代王妃,听她讲述过去的故事。面对那些带着窥探猎奇的眼光来打量摩梭“走婚”习俗的人们,王妃常常这样跟他们诠释她心中的走婚,“感情好就一直走到老,分开的话也没有任何纠纷。很真诚坦白。”
  我们登陆王妃岛,岛不大,几分钟便可绕行一周。我站在岸边的高地上俯瞰泸沽湖,此时天空中正飘着几丝雨,湖水蓝得深沉。远处两三只猪槽船点缀于湖面,对岸的山峦被白云缠绕,似幻境一般。当年喇宝臣将王妃安置在这个岛上并派土司衙门兵丁数十人驻岛保护。一离开故乡就住在这个小岛上不知是否会让她觉得孤独寂寞,但站在岛上看到的泸沽湖风光想必可以极大地抚慰思乡之情。
  偶入摩梭古屋
  离开王妃岛回岸的路上,我们和摇橹的大姐聊起来。大姐叫次尔娜姆,今年三十多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家最年长的是已经年过八旬的奶奶。他们一家四代就居住在泸沽湖岸边的洛洼村。这几天赶上农忙时节,全家的劳动力都在地里忙着收玉米,听到有游客要乘船,次尔娜姆才赶忙穿戴上传统的服饰,来到码头渡我们。我和同事小白听说次尔娜姆家保留着几十年前建造的旧式花楼,且就在我们即将靠岸的洛洼码头边,便决定去她家看一看,次尔娜姆也爽快地应允了我们。
  船靠岸后,步行约5分钟,我们到了次尔娜姆家。一走进院子,我们就被“横躺”在院子一角的一整张猪肉吸引。次尔娜姆告诉我们,这就是泸沽湖一带“大名鼎鼎”的猪膘肉。摩梭人家中每年都要制作猪膘肉,杀了猪后,去其内脏、剔除骨头,并将盐巴和花椒撒在腹腔内,之后将猪缝合风腌至少一年,使其成为一大块完整的腊肉。我们当下所见的猪瞟肉便正处在风腌的过程中。制作成的猪膘肉放置多少年都不会腐坏,人们想吃时割下一块,十分方便,这也成了摩梭人招待客人时的必备食物。
  次尔娜姆进而告诉我们,这个院子里的房屋是前些年修建的,主要作为旅馆给游客住宿。他们自家住的房子都在后面。一走进后院,挨个相邻的几座老房子立刻让我们啧啧惊叹。通过次尔娜姆的介绍我们得知,左侧的房子是正房,中间的是经堂,右侧的是花楼。这些房屋都为木质结构,四壁由削过皮的原木两端砍上砍口垒制而成,俗称木楞房,是泸沽湖的传统房屋样式。
  花楼是唯一的二层房屋,一看就颇有些年头。几串火红的辣椒和一排黄澄澄的玉米挂在二楼的阳台上,这些鲜亮浓郁的色彩和构成花楼的一排排圆木的组合颇像一幅油画。花楼的二层通常都为姑娘们的闺房。我们踩着木楼梯上到二楼,推开房门,可以看到一扇朝向小巷的窗户。在摩梭人的走婚习俗中,互相心仪的男女要完成最初的走婚,男子便是从这扇窗户爬进女子的屋内。
  这座修建于四十多年前的花楼在这个家族存在的时间比次尔娜姆的年龄还要长。如今花楼由于年深日久、破损严重,已经变成了家庭里的库房,用来存放杂物。据次尔娜姆介绍,她家的这座花楼是村里仅存的几座老花楼之一。曾经有一位建筑学的老教授在她家住了9天,特地为研究她家木房的结构。
  正中间的经房是次尔娜姆家的“老古董”,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摩梭人的经房主要供本家的僧侣念经修习。在主人的指点下,我们看到了房檐下刻在木版上的彩绘画,虽然图案已经模糊不清,但我们还能依稀辨别出画中的图案,是马和大象等动物。
  走进正房,又是另一番光景。偌大的一个厅堂内没有点灯,只有屋顶上方一个天窗透露着光亮。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坐在屋边的火塘旁,她就是次尔娜姆之前跟我们提到过的奶奶。奶奶头戴布包头,身着深红银边的短上衣和黑色的裙子,坐在火塘边烤火。火塘后设有一神龛,上面放置着神像、供品和花瓶,这些都是传统摩梭人家正房中必备的东西。房子的正中有两根大柱子,左柱为男柱,右柱为女柱。它们来自同一棵树,左柱取材于树的上半部分,右柱取材于下半部分。在摩梭人举行成年礼时,男人在左柱边举行,女人则在右柱边举行。
  摩梭奶奶和她的大家庭
  我们被请到了火塘边,次尔娜姆为我们倒了酥油茶,又拿出一大盘点心招呼我们吃,接着向我们解释道,她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在地里抢收玉米,她这会也得去地里忙了。说完便收拾着出了门。隔着火塘,我们和奶奶面对面聊起来。这简直要成为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对话。奶奶能听懂普通话,但会说的很有限且发音不标准,我和小白费劲力气,集二人之力也大概只听明白了二三成。但在这有限的交流中我还是隐约感受到了老人与泸沽湖的过往。提起以前的生活,她反复说到一句话“太苦了!”老人家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丽江,那是在她年轻的时候,跟着家里的亲戚去那儿探亲。他们徒步走了好几天,途中还遇到强盗打劫,说到这里奶奶还自己乐了起来。我看着她的笑容,虽然八十多岁的皮肤上已刻满皱纹,眉眼间却依然透露着秀美。我猜想她年轻时定是个美人儿,一如她的孙女次尔娜姆,圆脸庞、大眼睛、黑红的肤色,是生长在泸沽湖山水自然中健康而茁壮的美。
  时间像时不时窜起来的火苗一般“呲呲”流窜,碗里的酥油茶喝完了又被奶奶添满。在这间房子里我们对时间的流逝失去了概念,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见房顶上的雨声越来越大。一看表,已过了中午,这会儿工夫在地里干活的人都纷纷回到家里准备吃午饭,空旷的正屋顿时又热闹起来。次尔娜姆的大家庭里现在有十二口人,除了奶奶,还有她的妈妈,几个兄弟,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像传统的摩梭家庭一样,她的丈夫和爸爸并不在她家常住,但是农忙时会来家里一起干活。
  家里人都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一屋子劳动了一上午的人围着火炕,中饭是两盘大油饼,就着一大壶刚打好的酥油茶,大家边吃边聊。次尔娜姆的一个弟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都在外地打工,一般农忙或空闲时才会回家。到他们这一辈的摩梭人,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家里的房子都是后来修建的,像他家这般还保存着老花楼和经堂的已经为数不多。
  摩梭人的走婚习俗是让泸沽湖最初扬名的关键。面对走婚,人们更多的是带着猎奇的心理。我并没有直接向次尔娜姆以及她的家人询问走婚的问题,而是在离开泸沽湖后去往木里县的旅程中,从一位藏族姑娘杨春花的口中得知了更多的信息。春花的母亲是泸沽湖边的摩梭人,在旅游局工作的春花又几乎走遍了包括泸沽湖在内的诸多少数民族地区。她告诉我,走婚并非像许多游客想象的那样——想和谁走婚就和谁,它其实是一种稳定的关系。男女双方在到了十三岁之后,若互相心仪,男方需要带猪膘肉到女方家中,经家长同意才能走婚。在男女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后,随着情侣关系的稳定他们会举行“藏巴拉”——摩梭人敬灶神菩萨和拜祖宗的仪式,这就相当于双方正式确定关了系。“藏巴拉”一般都安排在半夜举行,男方家请一个证人把求婚者带到女方家,向祖宗和灶神行礼,再向女方的长辈及家人行礼。举行仪式之后,男女的关系就公开化了,虽说依然不在一块生活,但男人不再需要偷爬花楼进入女人的房内。且在农忙时男方都会到女方家里帮助一起劳动。如果日后觉得不合适要解除关系,也需征得双方同意才行。这样看来,走婚其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其本质和汉族的婚姻是相同的,只不过没有“一纸婚约”而已。
  走婚之所以存在,归根溯源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家庭的组建有利于保存劳动力,积累财富。随着外出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泸沽湖一带旅游开发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年轻一代的摩梭人走婚的已越来越少。三十多岁的次尔娜姆尚是走婚,但是她的弟弟们和她的孩子都已在外地工作和读书,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泸沽湖,走婚的习俗将渐行渐远。
  吃过饭后,雨也渐渐小了。一屋子的人又将离家去田间劳作,我们也决定告别离开。次尔娜姆把我们送到家门口,不好意思地说“这次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赶上我们农忙,不然我就有时间带你们在泸沽湖玩了。”我们倒觉得自己格外幸运,只是因为坐了次尔娜姆的船,才有机缘认识她并到她家坐客,体验到了真正摩梭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商业化的包装和旅游文化概念的修饰,这大概才是我们来到泸沽湖最宝贵的惊喜。
  寻路木里,森林、金子和信仰的王国
  我在木里遇见了从北京来此地挂职一年的臧哥,初次见面他就兴奋地告诉我:“没有来到这里,你根本无法想象还会有这样神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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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里的神奇,早在近百年前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便已经在其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游记中详尽叙述过。洛克曾于1924年、1928年、1929年三次探访木里,带着西方人对东方秘境的惊叹,在这片土地上艰难跋涉。近百年过去,当这个星球上大多数地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远离它们曾经的样子,洛克曾经行走并用文字和摄影照片记录下的木里,却依然不曾有太多的改变,仿佛时空在这儿不曾嗖嗖地飞过。
  寻着洛克的足迹,我们来到木里。
  最后的香格里拉
  如今,“香格里拉”几乎无人不知,西方人更是将其视为东方净土,极尽向往。香格里拉的成名得益于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小说里他描述了一片东方中国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掀起了全世界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从此,香格里拉成为旅行者心中仙境圣地的代名词。然而事实上,希尔顿并未曾到过中国,他的写作素材均来自于约瑟夫·洛克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关于香格里拉探险的文章。洛克为寻找纳西东巴经书中记载的天堂玉龙第三国,从云南的丽江出发,穿越木里,进而到达贡嘎岭地区。他的足迹所至,便是希尔顿书中香格里拉的源泉。
  如今香格里拉这个概念已被相关旅游界广泛地消费和利用。云南的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四川的稻城县设立了香格里拉乡。人们提起香格里拉也自然先想到这些地方,却并未有太多人知道木里。然而事实上,洛克长期深入考察期间在木里居留的时间最长,对木里的描述也颇多。
  洛克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前往木里的旅程是艰险的,以前还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神秘之地的报道,在过去的100年中曾经到过这一地区的欧洲人也屈指可数……”同样的描述还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中:“中甸(即今香格里拉县)北有木里王国,境内物富财强、戒备森严、民风强悍、山高水恶。”这位跋山涉水的中国古代行者并未曾到达木里,或许只是道听途说,已经让他知难而退。如今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藏族自治县之一。较滞后的旅游开发和相对闭塞的交通状况使得木里至今还并未成为人们蜂拥而至的旅游胜地,但也正因此,相对其他开发成熟的“香格里拉”,木里这片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才得以保留更多香格里拉的原味。如果说香格里拉是人间最后的净土,木里则堪为最后的香格里拉。
  “梦中我又回到了那片被高山环抱的童话之地——木里。它是如此的美丽与安详。我还梦见中世纪的黄金与富庶,梦见涂着黄油的羊肉和松枝火把,一切都是那样安逸、舒适与美好……”当我们走进木里,才深深感受到洛克笔下木里的丰庶和美好。高山海子、原始森林、珍稀动物……如此种种,让我们如入童话之境。与原始的自然相对应的是原始的生活方式。深藏于大山间的古村,有些还需要骑马跋涉几天才能到达。它们依旧保存着古老的习俗,固守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洛克在游记中提到的水洛村,至今依然实行着“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这般原始的婚俗形式;在木里南部屋脚乡的利加嘴母系部落,纯正地保留着走婚习俗和母系大家庭文化,这个部落里现在有20多户500多人,人口最多的家庭达近三十人之多,他们过着男不娶、女不嫁的生活,家里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都听从祖母的安排;项脚乡深藏着一个土著汉族村落,当地文管部门的专家告诉我们,该支汉族属于明朝人的后裔,由于与外界隔绝,他们仍身着具有明显明清时期特征的服饰,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风俗和祭祀习惯。
  喇嘛王国的高山大寺
  “据说木里土司始于满清,有名的雍正皇帝1723年登基得到呈奏,说他们打仗英勇,于是封给他们永远统治木里的大权。木里土司管辖9000平方英里的领土,比我们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面积稍小,但是只有220000顺服的臣民……王国有十八座喇嘛寺庙,3个大的,15个小的。”在洛克笔下的木里喇嘛王国,人们笃信宗教,由藏族喇嘛,也即是木里王执政。在当年木里王的领地内,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能擅自闯入,洛克极力讨好木里王,才最终如愿穿过木里王国到达贡嘎岭。
  大约 500年前,藏传佛教从南北两线传入木里,之后便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蓬勃发展,并使佛教成为木里境内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信仰。如今木里拥有3大寺庙18座小寺庙。最大的3座分别为木里大寺、康坞大寺和瓦尔寨大寺。其中木里大寺是当年王国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历代木里王的行宫都建于此。木里大寺离木里县过去的县城所在地瓦厂镇不远,我们在瓦厂镇中一座藏式风格的客栈中吃过中饭,便向木里大寺驶去。
  山路呈S形盘旋而上,常常一个转弯,便出现一片新的景色。约莫一刻钟的时间,便到了木里大寺。从公元1656年至1958年,大寺建筑历时三百多年不断扩建、维修,鼎盛时占地面积达八万余平方米。据史料记载,殿堂曾经金碧辉煌,僧舍错落有致,四面有大门,八方有小巷,常住喇嘛近千人。如今规模已不复往昔,现在的建筑是1982年由国家拨款在原址上重建恢复而成。大寺的大雄宝殿内供奉着一截铜手指,喇嘛扎西尼玛告诉我们,寺里曾经有一尊高27.5米、重10万余斤的强巴大佛(强巴佛是藏传佛教三世佛中的未来佛)铜像,是世界上最高的鎏金甲娃强巴佛铜像,可惜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坏,只留下这一截铜手指。洛克来到木里大寺时就拍下了强巴佛的照片,使这尊佛像和这片黄教喇嘛王国一道被世人所知。现在木里大寺正在整体重修,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就是重造这尊强巴大佛。
  另一座出现在洛克文字中的寺庙是康坞大寺,1924木里王在此接待了洛克。木里的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关于康坞大寺的传奇故事。有一年大雪几乎要活埋了马帮,突然康坞大寺的钟声响起,给了马帮巨大的能量,深埋在大雪里的马匹艰难地站起来继续前行。这一大寺钟声救活马帮的故事更加深了康坞大寺在木里人心中的神圣地位。
  康坞大寺位于木里东部海拔3400米的高山上,与木里最大的高山湖泊——寸冬长海子相隔不远。去往大寺的途中我们经过长海子,虽然才十月,湖对面的高山上已被白雪覆盖。我们爬到湖边的小山包上俯瞰,长海子镶嵌在康坞梁子间,宝石蓝的湖水,蓝得浓郁而纯净。湖中漂浮着一块块草甸,当地人叫它们“浮岛”。这些浮岛有的单独成块,有的几块连成一片,整个湖面看上去颇像在太空中拍下的地球表面。与其他湿地草甸大多固定生长不同,长海子的草甸是漂浮移动的,如同地球上漂浮在汪洋中的陆地板块。据当地人介绍,随着季节的不同,草甸受不同方向的风力作用会漂移出不同的图案,因而每个时节的长海子都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模样。同行的四川农科院专家王军还告诉我,长海子周围成片生长着各种杜鹃花,每年四五月份,漫山遍野不同颜色的杜鹃花开,灿烂成花海,和长海子的湖水相映,那又是一番和现在雪山湖泊的沉静之美截然迥异的生机之景。
  一路美景相伴,我们到达康坞大寺。寺里的西洛住持站在大寺门口迎接我们,为每一个到访者献上哈达,并向我们介绍康坞大寺的情况。公元1604年,西藏安多的严顶·次成绒布喇嘛来木里传教,决定在此开山建寺。康坞大寺仿照西藏色拉寺的格局而建,初建时规模庞大,僧人的编制550之多。目前寺内有30多名喇嘛,虽然主体建筑都为近年来重建,但人们还能看到400多年前寺庙的废墟墙,以及建于300多年前的古老房屋。
  进入康坞大寺的会客室,寺院用酥油茶、糌粑和奶酪招待我们。糌粑为藏民的主食,由青稞麦炒熟之后磨成粉状。我们学着藏民的吃法,将糌粑粉直接送到口中,再喝一口酥油茶,让茶水和糌粑粉混合。西洛住持告诉我们,虽然寺庙地处高寒之地,但每当重要节日,木里的老百姓都会蜂拥而来。平日里也都会有游客到访,有些外国人还为寻访洛克的足迹游至此地。
  自驾天堂的惊喜
  对于探险者,越难到达的地方越具有诱惑力,他们相信美景往往深藏于艰深之境。洛克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探险者,怀着对未知处女地灼热的探寻之心,踏上了穿越木里的道路。
  在木里境内自驾近一周后,虽然路况的差强人意增添了旅行的艰难,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沿途绝美的风景。遥想当年洛克骑着马三次经过木里,每一次的旅程时间多达数月,便觉得我们当下为美景所付出的这些实在不足挂齿。
  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结合处的木里,是横断山脉在四川境内最为典型的地带,这造就了它沟壑纵横、切蚀深刻的地貌特点。驱车在木里境内行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正是此。木里境内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300多座,最高峰海拔5958米的恰朗多吉神峰,洛克称其为“裁剪过的金字塔”和“世界上最美的山峰”。道路的一边常常是壁立千仞,另一边却是万丈深渊般的峡谷。这一险峻的地势造就了木里至今还不发达的交通,要在这群山万壑中修出一条条道路,的确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程。
  道路边的峡谷中多有河流在奔腾。木里河流诸多,水洛河、雅砻江、木里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境,其他一些旁支小河更是不胜数。据说木里的河流之下蕴藏着黄金,坊间还流传了不少和金子相关的故事。同车的木里朋友告诉我们,有些河流的河床中甚至可以直接淘洗出金子。洛克就曾收到木里王送给他的一个纯金碗作为礼物,而洛克用一块肥皂,就能让木里王倍感新奇并对他顿生亲近。这样悬殊的物物交换,也难怪西方人会爱上这个地方并称其为黄金王国。
  森林王国,这是木里的另一个美名。据统计,木里现有林地6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67.3%。我们每天都会在森林中穿行,一路所见,青岗、落叶松、冷杉、红豆杉……各种树木恣意生长。树枝间常常披挂着一缕缕青绿色的丝状植物,如老树的胡须。木里朋友告诉我,这是一种特殊的地衣,叫“松萝”,因为像面条一样挂在树上,又被称为“树挂面”。松萝一般只在高原气候和空气纯净的地方才能生长。只要有它的存在,通常都是生态环境极好之地。我们陶醉在这天然的大氧吧里,城市生活的乌烟瘴气几乎被遗忘到九霄云外。有时候,当我们到达一座山的山顶,环视周围的原始森林,壮阔如绿色海洋一般,身处其中才真正体味到“森林王国”这个称谓的名副其实。
  在由长海子前往康坞大寺的途中,同车的王军一声高喊“小浣熊”,只见一只毛色金黄、体态憨萌的小动物从车前的马路上“嗖”地一下穿过,便又消失在路边的森林中。一车的人都感叹运气好才见到这等稀奇的动物。几乎开车行遍木里全境的司机泽仁杜基颇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多次见过小浣熊。除了小浣熊,他还见过大熊猫、云豹、长臂猿、金丝猴、羚羊、金雕、马鹿等多种野生动物。有一次泽仁杜基去到唐央乡一个叫“神鹰谷”的地方,在海拔3000到4000米的悬崖峭壁上见到了许多鹰巢,那里栖息着的秃鹫、苍鹰、金雕达数千只。“那是相当的壮观啊!” 泽仁杜基的描述让我们神往。整个木里地区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完好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各种野生动物的天堂。这座森林王国,无疑也是一座野生动物的王国。
  俄亚,最后的纳西大村
  “鸡鸣两省五县”,这是对俄亚地理位置最精炼的描述。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俄亚,因地处偏地、交通闭塞,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纳西族的古老习俗和东巴文化。当我们翻山越岭最终到达俄亚,体会到的不仅是绝美的风光和神秘的文化,更是我们内心最本真而原初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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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土司的军屯
  俄亚村给我们第一眼的惊艳是一座石山上的房子。石山并不高,却像一把粗短的匕首,立在河边。房子兀自在石尖,便尤显孤高。主人把房子建在这般险地要如何上去呢?同车的纳西人夏航告诉我:“这是俄亚村人的庄房,通常随庄稼地而建,因而有些离大村的主体建筑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这房子看着陡峭,其实要走上去方便着呢。”果然,车再往前开了一段,换了个角度,我们才发现这座石山实际上连着后面的大山,由大山便有路可以通向石山上的房子。
  在这惊艳之前,则是漫长的关于蜀路的体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大诗人李白所描述的蜀道对于今天四川的很多道路都已经不适用了,现代化已经将柏油马路通向了大部分地区。有了以往的行路体验作为对比,我们在从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首府木里县城去往俄亚的这条路才更显得艰辛。俄亚,纳西族聚集的大村,地处川滇两省五县(丽江、中甸、宁蒗、稻城、木里)的交界处,自古交通闭塞,眼下这条通往俄亚的路,据介绍是一段段修建的,直到去年才通车。早几年人们去俄亚,需开车到路的尽头,然后乘着村民自制的原始索道过河,最后再骑几小时马方能进村。而在更早些年,人们需在马上颠簸几天才能到达这个遗世般的村子。也正因其交通闭塞,俄亚古老的纳西东巴文化才得以保存,因而它一直是民俗学者和旅游探秘者的神往之地。
  路越接近俄亚村,越让人胆战心惊。车才从“十八弯”的大急转中平复下来,又颠簸上只有一车道宽的山间土路,下面就是深渊,看得人战战兢兢。就这样一路风尘仆仆,终于,离俄亚村只有大概半小时车程了,一条湍急而欢快的小河开始与我们相伴而行。偶尔路过一座木桥,夏航告诉我,这叫“伸臂桥”,由圆木横竖交替架置,是木里这一带普遍流行的一种古老建桥方式。
  拐过几个山口,终于,顺着河流延伸的方向,我们远远地看到,在黄昏的天光刺破云层所照临的地方,河岸边依山势而建的一座座民居,那就是俄亚大村!随着越野车迅速地靠近俄亚,大村的整体风貌也逐渐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大村建在一座山坡上,198户土楼依附山势而建,一排排一间间紧紧连成一片,如蜂巢,又像城堡。如果说要为人类“聚居”这个词找一个形象的注解,此地是再好不过。整座古村建筑群就像一支雄鹰,村头的山岩古堡是鹰头,两边的房屋是鹰的翅膀。村头的山岩上挂满仙人掌,长势茂盛,不知已在此地生长了多少年。俄亚村的历史却是有据可考的,据专家研究,俄亚的纳西族是明代迁入的,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还发现,村寨建筑形式和布局与军事防御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房屋连成一片是为了方便联系。初步推测以前这里是军屯,很可能是因丽江木土司的军事扩张而屯兵至此,但后来木氏势力衰败,军队无力退回,才在这儿定居。军事首领则成为头人——木瓜土司。
  即使不谙风水,也能很快辨认出俄亚在地势上的优劣。大村依山而建,山下是俄亚河环绕而过,水势浩荡,人们要过此河进入村内只有通过村头的一座桥。据介绍在1997年之前,这座桥尚是当地颇为流行的伸臂桥,一场巨大的洪水将桥冲毁后,人们才建成了现在的水泥桥。村庄对面又是一座大山,这两山一河的地势,从来都是易守难攻的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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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山脚河边的一户家庭旅馆住下。旅馆二层是客房,楼下是饭店。暮色四合,对于纳西人的好客我们早有耳闻,等待我们的,正是一场当地人迎接我们的晚宴。
  歌与酒的俄亚之夜
  由于带我们来的俄亚人夏航久未回村,他的朋友们纷纷过来,既是为了见他,也为招待我们这些远方来的朋友。席间不断有人进屋,有俄亚中心小学的偏初校长和年轻的老师们,有村里的干部,有在外地做生意回俄亚探亲的年轻人,再加上旅馆里住的其他客人,屋内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断认识着新的朋友。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彝族小伙子“荞麦”是外地人,毕业后来到俄亚的中心小学当音乐老师,他和他的藏族朋友“青稞”组建了一个组合“青稞荞麦”,还出过一张原创唱片。我听说他经常拿着吉他自弹自唱,便请他给我们唱几首。荞麦从学校的宿舍里取来了吉他,便为我们弹唱起了他的原创歌曲,其中一首关于母亲的歌,在场的俄亚人似乎都会唱,大家跟着他一起哼唱,舒缓绵长的旋律使得持续热闹的屋里难得被温馨而静谧的气氛笼罩。
  我不胜酒力,却无法拒绝纳西人的热情,这一晚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初到时的拘谨渐渐消融。夜渐深,大家唱歌的兴致却开始高涨,这一大屋子里有纳西人、藏族人、彝族人、汉族人,大家一起唱起了纳西族的大歌,一首接着一首。音乐和酒的魅力总是很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初来俄亚,我已被她的热情深深感染,恍惚间我想起几天前还在北京的城市雾霾中过着邻里不相往来的生活,而此时竟到了这个与世隔绝般的村子,喝着纳西人的酒,唱着纳西人的歌,整整一天的旅途颠簸被一扫而尽。
  午夜过后,歌声方才散去。此时我站在二楼客房的露台上,俄亚河的水声轰鸣仿佛近在咫尺,仿佛成了这洪荒宇宙中唯一的声响。身后的村庄一片漆黑,再无光亮。俄亚已沉睡。一抬头,满天的星河灿烂,颗颗如钻石般闪亮。大山里的秋夜深寒,人却依然呆在露台上舍不得离去,那种多看一眼便多赚一分的心境,毕竟不是在哪儿都能体会到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想为旅行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可在俄亚的这个晚上,我切身感受到,那种人与人朴素而原始的相识,共同融入一种氛围中的喜悦,也许才是我们久违的需索。对于翌日的采访,我充满期待。
  俄亚生活,古老的诗意
  俄亚村首先吸引我的是房屋的建筑形态。昨日黄昏初到时的惊鸿一瞥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清晨我被鸡鸣声唤醒,便索性起了个早,开始将自己投身于这个“大城堡”中。
  俄亚的房屋一般为三层。最下面一层是畜圈,第二层是主屋,第三层为卧室。三楼的迎街面往往建有阳台,有的被漆上了彩色,或画着虎、鹿、五角星等图案。屋顶为晒坝,用来晒粮食。墙壁用石块和河里的卵石砌成,通常高达数丈,且都用泥作粘结剂,没有现代房屋常用的原料石灰和水泥,也可见建筑房屋的乡民们技艺之高超。从一家的屋顶通常都会有独木梯通向另一家屋顶,如此整个俄亚村的房子被连成了一片。
  村中小巷纵横交错地延伸着,往往被两壁夹峙,十分狭窄,且时而陡峭时而泥泞,初来乍到的我难免走着费劲,村里人却如履平地。几个四五岁的女孩迎面走来,看到我之后互相耳语,接着就含羞地笑着飞奔跑走,不时还回过头看我一眼。俄亚村里小孩概因较少接触村外的世界,对外面来的人既好奇又腼腆。见生人就躲跑成了大部分俄亚孩子与外来人打交道的方式。
  一路上我不时遇见边走路边撕麻或搓麻的女人。俄亚女人通常六、七岁便开始学习织麻布的技术,她们将大麻杆泡水后,剥下麻皮,撕成纤维,搓成麻线,再用传统的织布机织成麻布。穿麻衣是纳西人的传统,在俄亚关于麻布的传承远比其他纳西族地区浓郁。虽然现在俄亚人中的年轻一辈日常生活中多穿着普通的流行服饰,但在各种节日仪式都必穿麻布衣裤。
  顺着七拐八折的小路,我走到了村中的高处,整个俄亚村就在脚下一览无余。缕缕青烟从一些房顶的烟囱里升起,氤氲在清晨凉薄的空气中。大部分人家的房顶上都晒着玉米或堆放着南瓜,有的还装饰着几盆颜色艳丽的花朵。
  对面的山上,一排排梯田沿山而上几乎占领了整面山坡,在晨晖的笼罩下色泽青绿。满目的梯田中还三三两两点缀着些房子,那是俄亚人的庄房。正是十月农忙时节,种田的人们几乎不是在庄房,就是在离家去庄房的路上。俄亚的每户人家都有庄房,少则一座,多则几座。难怪初到时夏航会对我开玩笑说:“俄亚人可富有了,每家人都有好几座房子!”最初人们兴建庄房是为了劳动的间隙休息并存放工具,后来才逐渐将其演变为农忙时期的临时住所和粮仓。庄房的建筑结构和大村里的民居几乎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俄亚的民居为连体建筑,而庄房则散布于各处的农田旁,有的离村子较近,有的则远至需徒步几小时才能到达。我们来俄亚的路上,在离村子还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时候就开始见到不少田地和庄房。在这连绵的群山之中,几乎每一块可以被利用的平坝都被俄亚人开垦成了田地。几百年来,勤劳的俄亚人织布种地,生活原始,却衣食富足。
  午后夏航带着我们去一户人家做客。我们沿着村中最常见的辅助交通设施——“独木梯”,拾级而上去到这家人的二楼。这种比人脚稍宽的自制木梯造型独特,落脚点只有巴掌大小,我们初次走上去难免心中忐忑,走在我前面的女主人哈美却轻松自如。一走进二楼的正房,屋顶的出烟窗里一道光柱落进昏暗的屋内,犹如漆黑舞台上的聚光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蹒跚着在光束下穿来穿去,忽明忽暗。屋里有一个大火塘,两堆炉火烧得正旺,火塘的两面靠墙的地方是座位。哈美热情地请我们坐下,接着就端来一碗碗盛满的自酿黄酒,并不停地招呼我们喝酒。因为农忙时节家里大部分人都出去干活了,我们便和哈美聊起来。我见房梁上挂着两个类似于水袋的东西,向哈美询问它的用处。哈美告诉我,它们是猪尿泡,俄亚每一户人家都会在正房的房梁上挂它们。俄亚的房屋建筑中,木头是主要材料之一,且家家都堆放有干草,稍不慎起火后果可能很严重。在村民的记忆里曾经起过两次火,一次幸而发现的早被及时扑灭,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另一次大火却将两户人家烧得什么都不剩。为了抵抗火灾,村民们便挂猪尿泡来镇住火神。除了这种古老的方式,人们通常还会在家里放一个大水池蓄水,以备不时之需。
  寻根东巴文化
  有关俄亚的起源,村里的老人还有这样一个版本。公元14世纪末,丽江木氏土司的一个叫瓦赫噶加的管家,每年都要到俄亚一带打猎,这片无主的荒地上森林茂密,野兽成群。有一天,他随手将几粒谷子撒在了附近的泉水边。秋天当他再到这里时,却意外地看到了沉甸甸的谷穗。回去后瓦赫噶加便迁了一部分人来俄亚定居。从那之后,俄亚的纳西族逐渐繁衍,人们推选瓦赫噶加为世袭头人,称他为木官,意为木天王的管家。其后代则以木官为其家名,后来“木官”变为“木瓜”,延续至今。东巴文化也随之迁移到了这里,直到解放前,木瓜土司统治俄亚已有400年的历史。
  这个关于俄亚纳西人起源的故事听起来似乎和之前专家们所阐述的“屯兵说”差异颇大,但两者又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处。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从丽江迁来的纳西人将东巴文化带到了俄亚,并在木瓜土司的统治之下经久不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东巴文化是由东巴世代单传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其主要的传承者为东巴,他们是纳西人中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俄亚目前有十多位东巴,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作为俄亚最忙的人,东巴们每天的任务是替村里人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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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支书的引荐下,我们见到了十世大东巴——东巴甲若,他今年已经78岁了。我们去时他正坐在火塘边给将要远行的马帮领队占卜出行日期,只见他手里拿着骨骰托着法盘,口中念着东巴经。接着他把头骰往法盘上一撒,看了形态,便给马帮讲出行的日期、方位和要注意的问题。领队谢过东巴走后,东巴甲若才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每个东巴要负责村民的生、老、病、死,给婴儿取名,为逝者送葬,替病人驱鬼开药,为建房者算日子……
  我们在东巴甲若的家里见到了他的200多册经书,这些古老的经书已经陪伴了他一生。每个东巴所收藏的经书内容都不相同,其内容涉及地理、历史、宗教、绘画、舞蹈、医药、文学、礼仪习俗、伦理道德、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难怪经书被称为“纳西族古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俄亚东巴至今还使用着东巴文字。翻开经书,这些泛黄纸页上儿童图画般的符号让人浮想联翩。东巴文字属于传统的象形文字,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据专家考证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甲若告诉我们:“这些文字有鱼、鸟、花、草、太阳、星星月亮等,这些图画就是我们的文字,有的一个图画就代表一个意思或一个故事,有的是几个图画连在一起来表述一个意思或一个故事,所以经书中记录了许许多多我们先人的故事。甚至我们的祖先何时从丽江迁到这儿,在经书上都有记载。”
  临行前,东巴甲若向我们展示了他珍藏的古老东巴服。衣服制作精良,钴蓝的底色上,绣有黄龙、红牡丹、吉祥锁等图案,东巴甲若告诉我们,这件衣服已传了十代,只有重大的节日和送葬时他才会穿。说完他穿上衣服,手执法铃,坐在火塘边开始念起东巴经。法铃在他晃动的手里发出叮叮的声响,时而法铃声停,他又敲起挂在房梁上的法鼓……念完这段经,东巴甲若解释道:“这是一段平安经,祝你们远道而来的人平安。”
  在丽江,随着旅游业的高度发展,东巴文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促进旅游发展的文化品牌。而在俄亚,古老而纯正的东巴文化却仍世代扎根于每个人纳西人的生活中,也正因为此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作为木瓜土司后代的夏航有些愤愤地告诉我们,在丽江开发东巴文化时,丽江人曾经到俄亚来买走了许多古老的经书,如今这些经书有些就陈列在丽江的东巴文化博物馆里。或许是身体里流淌着俄亚贵族的血液,对于俄亚的东巴文化,身为八零后的夏航更多了些保护其本地文化的使命感。在外地读完大学后,他回到俄亚做起了村官,致力于俄亚纳西文化的保护。
  体验多样的婚俗
  在来俄亚之前我已早有听闻,这里从古至今留存着多种婚姻习俗,除了我们常见的一夫一妻,还有安达婚和伙婚。
  安达婚是俄亚过去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安达”,纳西话中朋友之意。互相约定安达婚的两人,通常白天在自家干活,晚上则住在一起。第二天鸡叫后又返回自己家中。在俄亚的发展中,这样的婚姻形式早已消失,取而代之是伙婚,即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其中尤以一妻多夫更为常见。我们所拜访的老乡哈美就是伙婚的家庭。哈美告诉我们:“她17岁嫁给这个家里的两兄弟,过去日子穷,家里面一个男人外出跑马帮,另一个则在家,里外都有照应。”哈美的儿媳妇古美也是伙婚。古美的经历和哈美并无二致,她父亲从小就教育她嫁两个男人好,一夫一妻的家庭在村里会很穷很累,连骡马都买不起。古美17岁嫁到了这家,和她的长辈一样,也是一个男人在外地跑马帮或打工赚钱,另一个男人在家干活。“他们都很关心我,我也对他们同样好,没有偏心。”
  在外人眼中神秘甚至难以理解的婚俗习惯,在俄亚却延续至今,这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有着其朴素而坚固的内在逻辑。在交通闭塞和生活条件艰苦的地区,人们本能地会去寻找最适合其生存的生活方式。而伙婚这样的婚姻形式,一方面避免了分家所带来的财产流失,另一方大家庭的组建更有有利于农耕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伙婚能够在俄亚以及同俄亚类似的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村落中存在,也就不足为奇。
  村支书公秋瓦玛告诉我们,随着交通的发展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俄亚年轻一代中伙婚的越来越少,更多的人选择一夫一妻,甚至是与长辈分家,这无疑和他们父辈的习惯大相径庭。就像公秋瓦玛,去年刚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从父母家中分开,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分家的原因和其他许多分家的家庭一样——“人多了相处,总难免会有矛盾。”大家庭固然有其天然的优势,但亦有其自身的弊端。随着环境的改变,两相博弈,人们终要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当大家庭成为了不必要的因素,其所对应的婚俗也自然将逐渐呈现式微之势。在与俄亚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更加体会到,不论是安达婚、伙婚还是一夫一妻,人们最重视的依然是夫妻双方在相处中的感情和责任感,而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以怎样的一种形式维持倒并非最本质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而可能渐渐消失的伙婚,对于未来到俄亚大村旅游的游客来说,或许是一种遗憾——他们将失去一个体验新奇民俗的旅游项目。但对于俄亚人,这才是他们最真实的生活。

编辑:赵若愚